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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标题:彩霸王一肖中特码 汤勤福:恩师杨公翼骧先生二三事

发布时间: 2018-08-09

原标题:汤勤福:恩师杨公翼骧先生二三事

恩师杨公翼骧先生于2003年驾鹤西归,至今15年了。每每想起恩师,许多亲历之事如同就在眼前,久久不能忘怀。兹谨记数事,以资纪念。

作者1995年答辩时与杨先生合影
首次拜见先生
1991年上半年,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来信通知我,说我获得美国夏威夷大学著名教授成中英先生的推荐,成为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召开的“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第六届年会”的中国学者代表团一员。代表团共10人,由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、武汉大学萧?父教授作为正副领队,规定组团由北京机场进出。8月初,我从德国返回北京,特意赴天津看望我东北师大同学巴新生先生。巴先生设家宴款待,席间,他向我建议攻读博士学位,这激起我心中极大波澜。坦率说,这次侥幸出国参加会议,接触到的国外学者及港台学者个个都有“博士”头衔、教授职称,而象我这个77级专科中文毕业、当时仅是讲师的只有一个。我当然希望能够深造,但我十分犹豫,一是我外语太差,恐无望达到分数线,二是不知哪位先生能够垂以青眼。巴新生建议我考南开大学杨翼骧先生的博士。他介绍道,杨先生人极为厚道,非常器重努力做学问的年轻人,建议我不妨试试,并说他可以带我去拜访杨先生。权衡再三,我终于同意了巴先生的建议。
第二天上午,巴先生带我到杨先生家。这是我首次见到先生。先生是个清瘦而精神不错、和蔼而谦和的老人。他让我们坐定在沙发上,师母也端上了茶水。坐下后,先生掏出烟来让我抽,我推辞了,首次见面实在不敢在先生面前放肆。先生先与巴新生闲聊几句,然后问我本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,我回答是江西上饶师专,是专科。他又问上饶师专有历史系?我回答没有,我学的是中文。先生哦了一下,停了几分钟,说道:我年龄大了,身体不太好,精力也不逮,或许招你有些困难,请能够理解。仅几分钟时间,我从满怀希望迅速坠入到无底冰窖,一时无语以对。好在巴先生从中转圜,他说:小汤77年参加高考,成绩优秀,但因家庭出身不好,复旦大学没有录取。先生说,77届是有这个问题。巴先生又说:小汤虽然毕业于专科,但自己还比较努力,发表过一些论文,上过《新华文摘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英文版还翻译了他一篇论文,并且刚参加德国的“国际中国哲学学会第六届年会”返回。先生似乎有点吃惊,看着还处于十分?尬境地的我,略略停顿了一下,就问我参加德国会议提交什么论文,是什么观点。我如实作了回答。先生又详细问我读过哪些书、目前研究什么课题,还不时提出几个专业问题。我也老老实实回答了,只是在先生面前感到心中有点虚,不知道答得对不对。过一阵,先生又点了一支烟,给我递上一支。我还是推辞,先生说,你抽烟的,就不要客气了。我马上醒悟过来,大概先生看到我一口大黄牙了,这才不好意思地接下了,还略带自嘲地解释:在先生面前不敢抽。先生笑了:什么先生先生的,抽烟没关系。这下缓和了气氛。先生说,你想读书,这是好事,也应该读一点书,做点学问。先生又问我外语怎么样,我说外语不好。先生说外语很重要,需要学。又问我上什么课,我说教中国通史。他问我上哪段,我回答说,因为我校教师少,我从先秦到近代都上,分两个学期,每次两个班,已经教了十年了。先生说贯通很好,这样对整个历史情况有个了解,分断代教也有局限性。气氛融洽了一些,巴先生抓住机会,提议让我寄论文给先生审查一下。先生同意了,说让巴新生转给他。还特意叫我留个联系电话给他(当时我家没有电话,家住在太太单位的宿舍,很近,因此留了我太太办公室和我办公室的电话。)。巴先生看到这情况,便说杨先生工作很忙,不要再打扰了,于是我们就告辞了。先生送我们到他门口,我请先生返回,先生执意不肯,一直站在他家门口铁围栏(先生住顶楼)看着我们下楼。我们走到三层,才听到关门的声音。
第一次接到先生电话
按照先生吩咐,我寄上了几篇习作。大概过了半个月,我正在办公室看书,接到杨先生给我打电话。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,他已经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,希望我能够考取。我自然表示万分感激。先生问我专业方面准备情况,我汇报自己已经看了一些专业书与自己的认识。先生又问我外语准备如何,我汇报说已经购买了日语教材,正在自学。先生认为我外语不好,指出这是个关键问题,嘱咐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复习外语。还说南开大学外语要求45分以上,如果略缺几分,他可以打报告争取。他在电话中对我专业与外语作了分析,认为专业方面估计问题不是太大,因为我上中国通史,各断代面上情况比较熟悉了,但外语是个薄弱环节,因此建议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外语上,争取考好。最后他还关切地说,不要为考试而影响身体,否则得不偿失。这个电话打了大概20多分钟,我深深体会到先生对我的关心。此后到次年3月的南开考试前,先生还来过几次电话,我也打过电话给先生。每次先生都关心我的外语进展情况。
博士考试,我外语考了66.5分,总算过关了,接到了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。入校报到那天,我到先生家去,衷心感谢他的提携,并表示我会努力学习。交谈中,有电话打进来,我看到先生站着接电话,一直到打完才坐下,心中感到十分疑惑。后来我问了几位师兄,他们告诉我,先生无论是接电话还是打电话,也不论对方我打了20多分钟电话,也是站着的,心中确实非常感动,也后悔自己话讲得多了一些,让先生站得太久。后来我在先生家听课,曾经婉转地劝说先生,年龄大了,打电话还是坐着好,先生十分严肃地说,打电话虽然不是与别人直接见面,但也应当尊重他人,坐着接电话显得不太尊重。
这虽然是件小事,确实体现出先生为人表里如一,对他人极为尊重。
第一堂课
先生授课在他家里,每周一次,下午一点半到四点半,有时稍延长一些。他上课时只有一页纸,上面写着提纲,然后一讲便是三小时,中间不休息,只是抽烟、点烟、或上厕所间断一下。先生也让我在听课时抽烟,说不碍事。但先生给我烟时,我大多放在茶几上,等上完课才抽几口,闲聊一下,因为怕抽烟记不全先生的讲课内容。而师母每次看到我到先生书房,就会送上一杯茶,自然过一阵师母还会给先生和我续水。
第一次上课,先生并没有讲专业问题,而是讲了一个下午如何做人和如何求学。他的观点是:做学问便是做人,即使学问做得再好,做人不好学问也就废了,没有用。因此做学问一定首先在自身的修养上下功夫,不能只关注学术。他古今中外地举例子,甚至还讲了身边一些学者正反两方面的例子,指点我如何走学问这条路。他讲做学问,大意是:要有信心,树立目标,不怕吃苦,持之以恒。先生讲,做学问不能一曝十寒,学问是一点一滴增长起来的,不会一蹴而就。先生也大量举学有成就者为例子,来解说如何做学问。同时,先生还讲了他自己当年为求学,走路赴昆明到西南联大复学事。当年,先生身上没有什么钱,一路走一路打工,赚点钱就走一段路,有时没有钱,一个大饼吃一天,睡在公园的石条上。他还在工地上当记账员,最后转道越南河内才到达昆明。他提到在一个铁路工地上,白天工作,晚上到县图书馆看书,都是点着煤油灯,抄下了许多资料。在西南联大读书条件也极差,历史专业学生虽不多,但大家都极其珍惜读书的机会。先生提到王玉哲、杨志玖、李埏、程应?等等同学,都是非常努力才成为著名学者。
听完第一堂课,我深深理解先生的深意,他希望我珍惜机会,努力学习,加强修养,当个合格的学者。自此,我也努力遵循先生的教诲,至今不敢忘记,不敢掉以轻心。而且我每年对新入学的学生讲的第一事件,也是照搬先生做学问先做人、学习需要刻苦的说法。我想,这应当是做学问的首要大事。
记得有一次,杨先生特意召集我们在校的几位师兄弟,在古籍所会议室里连续两周围绕着做学问与做人作了专题讲座,特意关照要录音,还让姜胜利师兄作记录。事后才知道,起因是先生听到有关学生的一些事情,他认为这不是小事,应该进行批评并让大家吸取教训。先生还强调师兄弟要团结,要相互帮助,真诚友善,共同提高,切不可自以为是。记得先生讲的时候十分严肃,甚至可以说有点动容。通过这件事,我感到先生在培养学生时,非常注意学生的道德培养,不希望自己学生犯错误,期盼我们既能做好学问,又提升道德,谦虚谨慎,成为一个好学者。
唯一一次挨批评
我受过先生唯一一次批评是在博一上半学期结束前。
由于我外语差,入学后,南开大学规定博士必须学两门外语,这对我来说压力极大,因此主要精力化在外语上。上半学期即将结束时,我接到父母来信,说他们到大庆我二哥家,希望我放假到那里去团聚。学期结束前20多天,先生要求我交一篇小论文,5000字左右。自然,我把主要力量放在两门外语的考试上,写了篇有关史学评论的小文章,修改后誊抄干净,送交给先生。谁知三天后,先生打电话到我宿舍,要我马上到他家去。
我到了先生的书房,就看到我的论文放在书桌上。先生叫我坐下后,一脸严肃,问道:你论文是怎么写的?我一下?了,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,只是解释说,自己想了一个问题就写了,观点上有什么问题,请先生批评。先生说,观点需要用资料来说明,正确与错误只是对资料的掌握、判断、理解问题,这比较容易解决,但你写的文章不是观点问题,而是写论文不认真。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也不知哪里不认真,脑袋里在转着,在寻找自己失误之处。因为我虽然化的时间不多,但毕竟是认真思考过的,也写了数千字,修改过,再誊抄干净送交先生的,似乎自己没有不认真啊。正当我疑惑之时,先生叫我到他桌前看论文,我一看,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小字,但没看清楚。先生叫我仔细看,这下看清了,在“斟酌前史”后插入了“而讥正得失”五个字。先生问我,你这四个字怎么来的?我说是根据读书做下卡片中来的。先生又问我查核过没有。我老实回答没有查对。先生批评道:写论文一定要从原著中摘录资料,使用时还核对原文,同时要看一下前后文字是什么意思,摘录下来资料有无问题,否则就会出问题。他指出,您是读某某先生的书,他只用了前四个字,但后面“讥正得失”更为重要的字没有引用,而你照抄,不加核实,这是二手资料,而且是一种错误的引用。我恍然大悟,深深知道自己错了,连忙向先生承认错误,并说自己其他资料也没有核对,马上回去重新核对。
尽管这次批评并不严厉,但使我懂得了做学问应当踏踏实实,不能有半点虚伪与浮躁。此后,我在写博士论文时,文稿改过三遍,每次修订,都核对一次原文,做到尽可能不出错。在博士论文答辩时,一位先生提到,他曾查过我论文中一些引文,但一条也没有错。这应当是先生教诲与鞭策之下取得的,也是我自己吸取了教训。这件事,我在给每届研究生讲课时都作为反面教训告诫他们,希望他们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。
先生第一次改口
自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,到先生去世共11年时间。这十余年时间中,我感到先生对问题的考虑都非常周到,不轻易表态,但表态后也不轻易改口。
例如先生同意我报考他的博士,承诺我外语考到40分以上,他就打报告收我。我入学后才知道,先生为了这一承诺,拒绝了当年好几位要求报考的学生,竟然让我一个人参加考试。后来我向先生提起这件事,除了表示感谢外,还说到让我一个人参加考试,真是事后才感到害怕。因为在招我之前,先生身体一直不好,已经五年没有招生了。按照国家规定,博士点超过五年不招生,那么就要重新评定。因此,万一我没有考上,那么就会给先生带来极大的麻烦。先生笑着说,你应该可以考上。虽然先生轻描淡写一语,但我知道先生是担心我外语差,比不了其他同学,只让我一个人参加考试,是便于录取我。但是回想起来,先生为我承担的风险是多大呀!我外语不好,完全有可能过不了关的!
在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中,只有一件事,先生最终改口了??这就是我毕业去向问题。
在学习的前两年中,先生从来不与我谈过我毕业后的去向问题,但从师兄弟们口中得知,先生有意让我留在南开大学。能随侍先生身边,我自然是求之不得,但当时我已有家室,且女儿在我毕业这年将参加高中升学考试。为此,我太太多次要求我回上海老家。我坚持说,先生怎么讲我就怎么做,我不会向先生提出去向问题。当然此事我也征求过我父亲意见。我知道父母比较喜欢我,而且父亲年龄已逾八旬,我一直在外游荡,没有好好孝敬过他。但父亲明确说,杨先生如此关照你,他与我一样,就是你父亲,听杨先生的安排;家中还有你几个兄弟,不必挂虑。
1994年暑假,我太太带着女儿到天津,要我带她去先生家,由她向先生提出去向问题。我明确说,先生对我恩重如山,此事我不会表态,先生怎么说就怎么办。我与太太到先生家,谈了一回杂事后,我太太就向先生提出,因女儿明年在上海考高中,如果不让我回上海,那么今后女儿就一个人在上海读书,这样不利于小孩成长。先生回答说,小汤去向问题就不要说了,你们好好在天津玩玩。如此直捷回绝,我太太也就不好再强求了。
此后,先生找我谈过,说打算留我,如果我太太愿意来天津,他出面解决工作安排,并说我女儿可以去南开中学,他也会出面解决。我自然表示感谢,也就安心写论文。当然我也一直在与太太沟通,希望她能够来天津。
次年4月下旬,我论文基本完成了。一天,先生来电话叫我去他家。坐定后先生问我,你太太想通没有?我回答说,好象没有通。先生叹了口气说,我想也不会通的,你两个人都是上海人,而且双方父母都在,需要你们孝敬。你女儿读高中,也需要有人照顾。这样吧,你抓紧把论文完成,回去联系工作。我知道,先生做出这个决定完全是为我考虑,因此我回答说,我再与太太沟通一下。先生说,从实际情况看,你太太这样要求也不过分,我能理解,你们在外乡20多年,回上海也是应该的。如果你一个人留在天津,对家庭不好。就这样定了我的去向。
我打电话与太太又做了沟通,自然是碰壁而还,因而也就只能按先生意思回上海找工作。谁知仅过几天,历史系主任陈振江先生给我打电话,说历史系开会已决定留我在系里工作,他也已经与毋国光校长进行沟通,毋校长不但同意,而且还答应给我两居室房子一套(我两位师兄都只住一居室,而且当时国外来的博士也基本不提供住房),学校还提供安家费5000元,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!陈主任说,房子入住需要5300元,300元由历史系解决。陈先生如此关爱,我当时又惊又喜,但我告诉陈先生,杨先生已经同意我回上海找工作了,而太太又不愿到天津来。陈主任听了大吃一惊,说杨先生怎么会同意呀。我把家庭情况向陈主任汇报了,在表示感谢之余,也深深体会到历史系诸位先生的厚爱。陈主任说,那么这样吧,你先回去把家安了,什么时候想回来,我们都欢迎。
事后我才知道,陈主任又与先生通了电话,把历史系开会情况以及与毋校长批准的事说了,先生却说我家庭确实需要我回上海,就让我回去吧。直至现在,我回想到这件事,心中总是百味杂陈,无法用语言表达内心的感受。
借书证上第一行签字
我入学的时候,先生已经75岁了,此前又生病,尽管精神不错,但毕竟做研究显得力不从心了。先生当时正在校对《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》第二册,书桌上总堆着一摞摞卡片。在我入学后,先生就赐给我此书第一册,上面还签了名。先生说,第一册原来文字很多,但南开大学出版社要求大加删节,因此只保存了最为基础的史料了,他感到十分遗憾。他做第二册时,也是边改边删,想来也是心痛的。
先生曾说过,他年龄大了,眼睛不太好,做研究也就慢了,但还是希望把这套书做出来。我曾经向先生建议,我可以帮他核对书稿,我会认真校对的,先生写的书稿,我也可以帮助做一些查核资料的工作,这样可以加快进度。但先生一口回绝,他认为核对资料的事需要他自己做,这样可以再仔细地看一下原著,以便做得更准确一些。
不久,先生倒交给我一个任务,就是帮助他借书、还书。他说自己年龄大了,走路慢,从家里到图书馆去,每次都要化很多时间,想叫我帮忙还书借书。我自然十分乐意做这件事,因此只要先生来电话叫我,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到先生家。先生会把要还的书,和一张写着要借的书的纸交给我。有时书名旁还会写着索书号,这是先生以前借书的记录。我到图书馆借书还书,只要说是杨先生的,工作人员也会十分客气地接过还的书和很快找出要借的书,只需要我签一下名,十分方便。借多了,我发现一个问题:先生要借的书,有相当多的图书底卡上是杨先生第一个签名,甚至只有他一个人的签名。我不禁为先生如此读书感到十分惊讶,坦率说,许多书我当时根本没有看过,甚至有些还是我不知道的书!先生能做出《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》真是不容易啊!这也使我似乎看到了如何做学问的门径。
第一次受表扬
毕业后的数年,凡是有北方召开的会议,我都争取去,目的是顺道到天津看先生。每次去,作为学生,自然带点礼品给先生,www.2680028.com 上半年中国房贷余额同比增20.4% 小微企业不良率,其中少不了要给先生带上两条中华牌香烟,因为这是上海生产的。每次先生都会说,不用带什么营养品,更不用带好香烟,他抽惯了天津生产的恒大牌,抽起来有味。但唯一一次我给先生带东西,竟然受到他的表扬。
那是1998年,我到北方开会,顺便给先生带了一点东西,其中给先生买了两双布底鞋。先生拿到布底鞋,连声说,这个好这个好!还问我怎么想起来给他买这种鞋。我说,看到先生穿的是硬塑料底的布鞋,很滑;先生又住五楼,上下楼怕先生不小心滑倒,因此才给先生买了。先生说,是呀,天津买不到布底鞋。我笑着说,上海也很难买到呀,这次与我太太两人,走到许多地方,才在上海城隍庙的一个摊贩上看到了。先生表扬说,小汤,你费心了。我说这是应该的,下次再给先生带。先生说不用不用,两双鞋能穿一段时间了。
回想起来,就先生当时的收入来说也不算低,子女都有工作,师母也有退休工资,应当说条件不算差。但先生在生活上确实十分简朴,平时抽烟就是很便宜的恒大牌,穿着也很朴素,家里没有怎么装修过,四壁只是刷白而已,也没有什么高档家电及生活用具。书房中摆了一张简易的木板架子床,一对简易小沙发,一个旧书桌及几个书架。按照现在装修标准实属最低层次,甚至可以说是简陋,但先生则在里面著述,过得非常充实。我想,先生精神上是丰赡的,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。
先生指导我确立课题
我毕业那年,临行前到先生家里辞行。先生曾问我做完朱熹史学思想研究后,再打算做什么课题。我回答说,打算做《宋史?礼志》研究。
其实这个题目是我在做博士论文《朱熹的史学思想研究》时提出的,当时发现《宋史?礼志》记载与其他典籍有不少异同,感到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,当时也受到先生肯定。先生认为《宋史》成书快、部帙大、问题多,是值得加以研究,以便为学界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资料。因此我打算对《宋史?礼志》进行研究。
我到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后,也陆续积累了一些有关《宋史?礼志》的研究资料,为今后研究作准备。后来我在重新阅读《资治通鉴》时又发现其中一些问题,感到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研究。有一年我到先生家时,提起想研究《资治通鉴》史料来源问题,先生听了极表赞同,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,值得化精力去仔细研究。
此后每次到先生家,先生都会问我资料积累情况及一些问题的思考,给我以点拨,还告诫我要使用好的版本、注意各种版本不同的地方,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做出结论。
实际上,在具体研究中,我也深深感到这两个课题难度非常大,不容易做。多年来,除其他零星研究外,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此,积累了大量资料,但至今也只完成了120万字的《宋史礼志辨证》。2012年,我又意外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,因此《资治通鉴》的相关研究处于停顿状态。现在回想起来也确实有愧于先生的厚望,但愿能够早日完成这项研究,以期不辜负先生培养之恩。
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,但我总感到先生无时不刻就在身边,他的教诲时常在耳边响起,嘱咐着我刻苦攻读,努力做出成绩;同时也训诫着我即使做出了一些成绩也应当时刻警惕骄傲情绪,切不可狂妄自大,目空一切,踏踏实实地做好研究工作;更提醒着我对人要真诚友善,助人为乐,“做一个有文化素养、品德高尚的人”(先生语,载《治学与做人》)。

2018年5月28日初稿,6月16日修订于上海寓所
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“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”,转载已获作者授权。